在我们的案件中，也同样如此，反反复复的道德说服由于村民W采取了不要面子的策略而无效，这时法律以暴力威胁的一面就展现出来，要么采取开庭审判，要么追加罚款。

关键词：现代性|现代性观念|现代法治|法治建设 如果一个哲学家一旦抓住了某个他喜爱的原理，而这个原理也许能说明许多自然现象，他就会把这个原理扩大到说明整个世界……[1] ……将法律置于主权者之上，便同时也将一个法官和惩办他的权力当局置于他之上，这样便造成了一个新的主权者。五 对现代性观念的瓦解以及对现代法治的揭示，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价值上的法律建设追求。

[12] 比如在现代才开始现代化的一些民族国家内，现代性观念是在现代出现的。例如，在资本主义性质的意识形态中，"现代性观念" 表现为了对工业进步、科技发达、资本累积、对外扩张、法律自治、宪政民主等等样式状态的青睐和赞许。[40] 关于这一点的批判性的分析，可以参见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0页以下。在本文中，我将指出，"现代性观念"作为观念是存在问题的，它遮蔽了社会历史变化的相当重要的复杂性、多样性，容易使人们对社会的建设方案出现片面的、直线的、"纯粹的"理解，容易使人们对社会建设方案的"他者"要素视而不见。[29]主观理解，是将规则性质的法律文字诉诸社会现实的必需通道。

但是，这种观念是有问题的。这一观念相信，这种原则是按照进化的程序步步演变而来的，虽然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得以实现，但是，终究是不可抗拒的。伽达默尔中的哲学诠释学，试图通过在本体论方面的突破性进展，使人们从方法论的执迷中醒觉过来。

一种观点认为，法学方法论又称为法解释学或法规范学，乃以法规范为其研究对象，以确定其法意的学问。法官的经验、价值取向、道德修养都会对案件的判决产生重大的影响。[55]具体而言，法律论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准确寻求妥当的大前提的论证。其三，如果根据裁判者的解释，该规则的适用有可能超越法律的规定范围之外。

但该种评价在既有的法律体系之中，仍然要受司法三段论拘束。在作为连接的目的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法律规范与要件事实确定中，不仅涉及到逻辑推理，而且还涉及到价值判断。

【作者简介】 许中缘，单位为湖南大学。[54]同注10引书，第602-621。有时，规则的准确性使得法官不具有任何司法裁判的权力，但是，在一般概念中，法官就有可能具有广泛的解释权力。[25]以司法裁判为研究对象的法学方法论目的在于揭示法律在社会现实中运行的实际图景和社会效果、社会主体对法律作为行为规范的认知、主体之间利益冲突的社会根源以及对这些利益冲突和纠纷的解决机制及社会正义的实现途径。

[99] 对法学方法论的研究，既不能脱离法学本身探讨方法论的独立性，同时也不能仅仅探讨法学而离开方法论上的思考，法学方法论既需要对法学本身进行思考与反思，也需要对方法论本身的逻辑自足性进行考察。[27][德]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主编：《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9-10页。[58]因为证据的采纳中加人特定的判断标准，必然会影响作为证据证明的法律事实的真实性。这种工具理性的研究必然使得法学方法论异化。

当然，也有学者对此已作出了巨大的努力。[3]如有学者评价认为：关于法律方法（论）或法学方法（论）出现的理论争鸣，一方面，这反映出学界在接受和吸纳国外相关法学知识与资源的不同理解，另一方面，在一个法治欠发达的国家谈方法，在一个方法论传统本就匮乏的国度建设法治，难免要面临诸多理论和实践上的若干困惑。

这也是法律方法论的主要任务之一。法学方法论需要通过提供这些方法，不至于让价值判断与利益衡量成为法官纯粹的个人立场。

参见同注28引文，第36页。[31]王轶：对中国民法学学术路向的初步思考，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6年第1期，第96页。[57]同注10引书，第697页。在寻求正当的个案裁判中，尽管评价法学派提出了诸多具有助益的观点，但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超越法律、超越裁判本身来探讨，从而导致司法裁判个案的正义很难得以真正解决。既然价值判断必然会渗进司法裁判，为保证裁判的妥当性与公正性，就必须确立一个可以对价值判断进行事后审查的客观标准并发展出对法官所为价值评价的正当性作客观的、合理的论证的方法，同时也为法律规范的选取以及如何对案件事实进行认定等进行说明，从而使得该种判决能够为包括当事人在内的社会公众所接受。如卡多佐所说，法官对方法的选择，价值的评估，最终都必须以类似的、用以支持不同方法和价值的考虑因素作为指南。

实现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的有效连接，其实质就是在多个法律规范中寻找最妥当的法律规范，同时寻找适应案件事实的法律规范的事实构成，从而得出最为妥当的裁判结论。[80]同注10引书，第226页。

就此而论，评价行为是可审查的，对之亦得为合理的批评。[76]其四，司法三段论有助于司法效率的提高。

[68][美]史蒂文·J·伯顿：《法律和法律推理导论》，张志铭/解兴权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1页。拉伦茨就认为，法学方法论的特征就在于以诠释学的眼光对法学作自我反省。

拉伦茨的《法学方法论》就对这些进行了阐述。[37]通说认为，法官通过司法三段论的方法，运用简单的逻辑涵摄，即能够实现法律的有效适用。[8]在2009年，其完成了历经多年的法律解释学的构建，[9]自去年以来，一直精心于法学方法论的构造。[30]所以，目的法学派、利益法学派试图从立法目的、利益分析中实现该种诉求。

诠释学对方法的反抗，代表了人文及社会科学（或精神科学）抗拒科学主义的倾向，但脱离方法论来谈诠释学，基本上不可能。尽管法学方法论是一种多重价值所引导的思考的规则与方法，但法学方法论本身并非一个哲学性的学科

{28}个人自由权利的终点止于他人自由权利的开始之处，法律所确认的自由应遵循现实性和可能性的准则。十八届三中全会逐步放开农民土地流转的权利，实现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将极大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激发农民创收的积极性{20}。

激励型法本身具有的契约性也不是绝对的，相对人享有的契约自由是有限制的。可惜，他们都未将这些激励类法律加以系统化，升华到法学理论的层面。

比如专利权的相关制度就对利益冲突作出了很好的协调。面对来自世界经济的挑战，美国不得不进行制度革新。(二)激励型法的心理学基础 激励，即调动人的积极性，提高主体追求行为目标的愿望程度{14}。诺贝尔奖的设定也无疑是对科学和社会领域做出巨大贡献的人的一大激励。

根据激励实施的方向可分为正激励和负激励，正激励即采取表扬和奖赏的办法对个体进行鼓励。随着激励型法被逐步发掘和研究，激励法学也将形成一门新兴学科。

赫克说，法的最高任务是平衡利益。[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专利法修改草案(征求意见稿)的说明》，2012年8月9日。

该制度带来了一系列弊端：因缺乏利益刺激，科研人员的研究积极性不高。外在激励多在相对人行为之后对其进行某种奖励和满足{15}。